莊子的超越與合一之道
在古代希臘，有這樣一群人，他們喜歡與人辯論，並通過駁倒別人證明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。這群人被稱為「智者」。當然，這樣的辯論往往出於利益的需要，而不是對真理的追求，在中國的春秋時期，也有類似一群人，他們被稱為「名家」，因為他們喜歡與人探討「名實之辨」，進而駁倒對方那些想當然的意見。
在今天這個時代，我們大抵也都希望自己得到肯定，特別是證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。並且，這種傾向在宗教中逐漸演化為一種非理性的衝動，堅持己見往往被視為是「有信心」的明證。對於許多信徒來說，自己的觀念來自於宗教經典，因此它不可能不是真理。
我想討論一下莊子的觀點，視之能否對我們這一時代的人有所啓發。因為那些喜愛真理之人，往往也是喜愛爭辯之人。但喜愛爭辯之人，卻未必是喜愛真理之人。由於這兩種人在我們的生活中兼而有之，並且有時我們也難免成為其中的一位。故此，我們不得不留意思考之。
一
莊子生活在公元前4世紀，與亞里士多德生活在同一時代。亞里士多德改進並拓展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哲學，莊子則繼承併發揚了楊朱和老子的思想。莊子的學說代表了道家哲學的第三階段，也是道家理論的高峰。莊子在《齊物論》中，討論了兩個層次的知識。他首先描述了風的特徵，以此來喻指世界上的各種聲響。莊子把這些自然的聲音稱為「地籟」，此外，還有一些聲音是「人籟」。 地籟與人籟合在一起為「天籟」。
人籟由人在社會中的「言」構成，它代表了人類的思想，表示肯定和否定、支持和反對。在莊子看來，每個個體的意見，都來自於他自己的特殊處境。因此，這些意見必然是片面的。但在生活中，人們卻並不總能意識到這一點。人總是以自己的意見為是，以他人的意見為非。我們也習慣地認為，是、非之間並不存在中間地帶。莊子認為，這正是百家爭鳴、天下擾攘的原因。「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。」
莊子在《齊物論》中有一段精彩的論證，指出人們若這樣各按自己的片面觀點辯論，既無法得出最後的結論，也無法決定什麼是真理。他說：「既使我與若辯矣，若勝我，我不若勝，若果是也？我果非也邪？我勝若，若不吾勝，我果是也？而果非也邪？其或是也？其或非也邪？其俱是也？其俱非也邪？我與若不能相知也，則人固受其黮暗。吾誰使正之？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與若同矣，惡能正之！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同乎我矣，惡能正之？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，既異乎我與若矣，惡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，既同乎我與若矣，惡能正之！」假使我跟你辯，你勝了我，這就能證明你的意見一定正確嗎？我勝了你，這就能證明我的意見一定正確嗎？或者你我之間，有一個人的意見是正確的，或者都是正確的，或者都是錯誤的，我跟你是不能審斷的。那麼叫誰審斷呢？叫跟你的意見相同的人來審斷，既然跟你的意見相同，怎麼能作出公允的審斷？叫跟我的意見相同的人來審斷，既然跟我的意見相同，怎麼能作出公允的審斷？叫跟你我的意見都不同的人來審斷，既然跟你我的意見都不同，怎麼能審斷？叫跟你我的意見都同的人來審斷，既然跟你我的意見都相同，還叫審斷嗎？
我們許多人相信，真金不怕火煉，真理愈辯愈明。莊子時代的名家也這樣認為，他們堅信辯論能夠決定真是真非。但莊子認為，是非的觀念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，他說：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。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。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這就是說，事物永遠在變化，而且有許多方面。單論「是與非」、「對與錯」的二元思維，無助於我們理解這個複雜的世界。所以對於同一事物或同一人物，可以有許多觀點，可以有許多看法，可以有許多聲音。這些觀點、看法和聲音，正是人籟的一部分，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是美的一部分。
二
基督徒有一種達致幸福的方法，就是以「上帝視角」來審視當下的生活。有時我們也會想「耶穌會怎樣做」（What would Jesus do），因為上帝之子自然可以代表上帝看待世界的方式。道家對於人世的種種理解，也是在追求一種幸福。道家所追求的幸福是簡單、天然的，它是自然稟賦的完全實現。在莊子看來，萬物的自然稟賦不同，因此其自然能力也不同。但有一點是共同的，就是在他們充分而自由地發揮其自然能力的時候，它們都是同等的幸福。《逍遙游》中有一個大鳥和小鳥的故事，大鳥能飛九萬里，小鳥只能從一棵樹飛到另一棵樹。可是，只要它們都做到了它們能做的、願意做的，它們都是同樣的幸福。19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·密爾（John Stuart Mill）在《論自由》中，也把自由的充分發揚放在個人幸福的首位。只不過，近現代西洋「天賦人權」的觀念強調對公權力的限制，而中國哲學家更強調對個體自由的發揚。這種發揚不是為所欲為，而是以「天」為標準，因此具有強烈的倫理特徵。「牛馬四足，是謂天；落馬首，穿牛鼻，是謂人。」在莊子看來，天是一切幸福的根源，人是一切痛苦的根源。順乎天而不順乎人，這是應當的。
基於這種考慮，莊子所提供的幸福之道，就是超越人有限的觀點，以道的視角來看待事物，莊子稱其為「照之於天」。《齊物論》說：「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無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請之道樞。樞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。是亦一無窮，非亦一無窮也。故曰：莫若以明。」「明」的秘訣就是「照之於天」。換句話說，「是」與「非」、「此」與「彼」永遠對立，像一個循環無盡的圓。但是從道的觀點看事物的人，好像是站在圓心上。他理解在圓周上運動著的一切，但是他自己卻不參與這些運動。他不屬於任何一方，致使兩邊的人都視他為異己。因此保羅說：「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，卻沒有人能看透了他。」（哥林多前書二15）他持守中庸，不是由於他無所作為，聽天由命，而是因為他已經超越有限，從一個更高的視角看待事物。這個視角是道的視角，也是耶穌的視角，就是上帝視角。
從上帝的視角來看，每物就剛好是每物的那個樣子。一個事物是那個樣子，是上帝願意它成為那個樣子。同樣，一個人持有某種觀點，是他的天賦秉性和生活經驗使然，上帝也允許他按照他對世界的理解去生活。這樣，世間萬物都在上帝的主權之內，被上帝所掌管。道家認為，聖人對於自然本性有完全的理解，所以表現為「無情」。這並不是說他沒有感情，而是說，他不會為情緒所困擾。這就是「以理化情」的道理，這也是17世紀英國清教徒給後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。正如當時的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（Baruch de Spinoza）在《倫理學》中所說：「心靈理解到萬物的必然性，理解的範圍有多大，它就在多大的範圍內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後果，而不為它們受苦。」
三
莊子在《齊物論》中說：「可乎可。不可乎不可。道行之而成，物謂之而然。惡乎然？然於然。惡乎不然？不然於不然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囿有所可。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故為是舉莛與楹，厲與西施，恢詭譎怪，道通為一。」萬物雖不相同，但是都被上帝允許「有所然」，「有所可」。並且，它們都是被上帝所創造，也被上帝所管理。所以從上帝的視角看，萬物雖不相同，可是都統一為一個受造界的整體，即「通為一」。莊子接著說：「其分也，成也。其成也，毀也。凡物無成無毀，復通為一。」例如，用木料做桌子，從這張桌子的觀點看，這是成。從所用的木料的觀點看，這是毀。可是，或成或毀，僅只是從有限的觀點看出來的，它是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看法，不是一個絕對的定論。從《聖經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，世界正走向毀滅，但同時，天國卻在走向完成。不同的人看見了不同的境界，因此也就擁有了不同的人生。耶穌臨死前說「成了」，正是以上帝的視角看待自己的苦難。所以，有些事，我們以為是失敗了，但這也只是從有限、暫時的觀點看出來的。即便有再多人持有同樣的看法，它也不是絕對的。
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，中國古代倫理和基督教倫理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徵，就是都不強調結果，而強調天賦的義務和人的本分。在莊子看來，順從自然秉性就是「德」，而「德」來自於「道」，因此「有德之人」和「有道之人」乃是一個人。倘若一個人有上帝的道——基督耶穌在他的生命中，他就是真正的有德之人。若保羅可以稱他為「聖徒」，那麼我們更可以說，道家的至人、儒家的聖人，距離他也不遠了。
莊子在《齊物論》的最後，將「上帝視角」昇華為一種生命的共融。莊子認為，「我」與「非我」的區別也是相對的。從道的觀點看，「我」與「非我」也是「通為一」。不過，有限與無限怎麼能共存於一呢？兩千年後，基督教神學家為古聖先賢的哲思提供了答案，倘若神性和人性能夠在基督位格內「通為一」，那麼，終末萬有的合一就有了可能。道家認為，這種合一所帶來的是真正的和平與安寧，它是人與自然的和睦，是「我」與「非我」的和解。論到道成肉身的基督，保羅也如此說：「既然借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著他叫萬有，無論是地上的，天上的，都與自己和好了。」（歌羅西書一20）
四
對於中國哲學家來說，這自然是一種理想，可也未嘗不是救贖的盼望。莊子對於終末的態度是樂觀的，他雖不知未來如何，但仍舊歡喜，並在心靈的安寧中度日。還有一個故事，是說莊子的妻子死了，莊子卻「箕踞鼓盆而歌」。這樣的喜樂，恐怕不單今人難以理解，連許多基督徒都無法做到。莊子說，生老病死猶如春秋冬夏四時，現在「人且偃然寢於巨室，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，自以為不通乎命」。自己的妻子已經安息於更為廣大的天地之中，如果自己仍舊哀哭，就是不通曉天意了。這樣的精神境界，正是「照之於天」的生活寫照。一個人如果能順應天意，那麼就沒有什麼事能奪去他的喜樂；同樣，一個人若能只見耶穌而不見一人，那麼也就沒有任何人能奪走他的平安。面對天道，莊子看的模糊，卻愛的深刻。面對基督，我們的望德和愛德又能達到怎樣的地步呢？
莊子說：「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泰山為小。莫壽乎殤子，而彭祖為天。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為一。「這裡又得出了惠施的結論：「泛愛萬物，天地一體也。」廣大無邊的愛，把天地萬物結合在一起，同樣，這愛也把我們與永恆的生命之源連結在一起。這正是超越爭辯的幸福之道，也是主耶穌的祈禱和許諾：「我在他們裡面，你在我裡面，使他們完全全地合而為一。」（約翰福音十七23a）